因此，虽然孝廉设科之前就已存在着地方官为中央举荐官吏的制度，也存在着“文无害""廉吏”等科目的萌芽形式，但我们仍不把它们的线性发展，看成是察举制成立的唯一原因。是汉廷政治方针的变化和知识群体的参政，才导致了贤良对策与孝廉察举的出现，由此，“进贤”“贡士”成了汉代察举的典型形态，“科目”取士之法也因之获得了制度化的形式。察举“科目”的形式，反过来又影响到了“达吏”一途。例如尤异一科，原是地方官员的考课；廉吏一科，本是长官向上级报请迁补优秀吏员的办法；治剧、明法等原来也并非科目。可是后来，它们都采取了科目形式。知识群体之参政，给选官体制造成了深刻影响。
但是仍须指出，尽管儒生参政促成了察举制的成立，可是这绝不是说，“以德取人”就是察举制的唯一倾向。尽管汉廷在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但王朝政务事实上是由儒生、文吏两个群体共同承担的。《汉书·元帝纪》记元帝为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乃劝其“宜用儒生”,宣帝答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王道杂之",即含有兼用儒生、文吏之意。又《汉书·何武传》:“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是朋党的存在，以儒生、文吏为大致分野。时至东汉，王充《论衡》中有《程材》等七篇论文，专论儒生、文吏之异同优劣，说明这仍是时人瞩目的问题。儒生参政并未完全取代文吏，而仅仅是造成了儒生、文吏并存共立之局。这一情况，当然要在选官中以及察举制度上得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