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纳德可最难容忍这种间谍式的，无耻的勾当，使他一天不能有一小时逃过他们不知趣的目光。他用一种带点高傲的矜持的态度对付葛罗纳蓬家里的人，教他们大不高兴。当然，他们自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好奇心作辩护，批评安多纳德不应该躲避他们。对一个住在他们家里，成为家庭的一分子，负责教育他们儿女的姑娘，他们觉得应该认识他的私生活：这是他们的责任！——（多少主妇对于仆人就是这种说法，他们的所谓责任，并非在于使仆役少吃一些苦少受一些难堪，而是在于禁止他们作任何娱乐。）——所以他们认为，安多纳德的不肯接受监督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一个清白的女孩子是什么都不用隐藏的。
因此安多纳德时时刻刻受着磨折，时时刻刻得保护自己：这样他就比平时更冷淡更深藏了。
弟弟每天都给他写一封十二页的长信；他也居然能每天写一封，——哪怕只是短短的几行。奥里维竭力装得很勇敢，不过分流露心中的悲苦。但事实上他苦闷得要死。他的生活一向跟姊姊的难解难分，如今和他分离之后，他的生命似乎只剩了一半：他的手脚，他的思想，都调动不来了；他不能散步，不能弹琴，不能工作，也不能不工作，不能梦想，——除非是梦想他。他从朝到晚埋头在书本里，可是一点工作都做不出来：他的念头总想着别处，不是苦闷，便是想念姊姊，或者一边想着上一天的来信，一边眼睛盯着钟，等着当天的信。信到了，他手指哆嗦着拆阅，因为他又快活又害怕。便是情书也不会使一个情人感情冲动到这个田地。像安多纳德一样，他也躲在一边读他的信，把所有的都带在身上，夜里拿最后收到的一封放在枕头下面，在想着亲爱的姊姊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常常用手摸一下，看看它是否在老地方。他觉得跟他离得多近！要是邮局耽误，把安多纳德的信晚一天送到，他就特别难过。他们中间隔了两天两夜了！……因为从来没出过门，他把空间与时间格外夸大。他的想象力老是在那里活动：“噢，上帝！要是他病倒的话！他总该见到他一面才死吧……昨天为什么他只写寥寥几行呢？……是不是病了？……是的，他病了……”那时他简直喘不过气来。——除此以外，他更怕自己孤苦伶仃的死，远离着他，死在这些不相干的人中间，在这可厌的中学里，在这个凄凉的巴黎。想到后来，他真的病了……“倘若写信去要他回来又怎么样呢？……”但他想到自己这样没有勇气就害羞。而且他一提笔，因为能够和他谈谈而快活极了，居然暂时忘了痛苦。他仿佛见到他，听到他：他把什么都告诉给他听：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倒从来没对他说过这样亲切和热烈的话；他把他叫作“我的忠实的，勇敢地，至爱的好小姊姊”。那是真正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