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冬，随着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公开表示要准备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得到了罗隆基等人的欢迎。但是，次年5月5日由国民会议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只是在表面上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以及非经法律许可不得侵犯居民的人身及言论自由，同时依旧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其闭幕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行使。罗隆基对此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他发表了《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一文，直截了当地揭露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对人民的权利左手与之，右手取之。其所规定的政府组织及其职权只能造成两种结果：或者是一个独夫专制的政府，或者是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绝对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之后，罗隆基发表了《什么是法治》一文，说明国民党那一套表面文章与法治毫不沾边。罗隆基的文章自然再度触犯了国民党当局。这两期杂志不仅被没收，新月书店也一度被查抄。
1931年7月23日，在幕后对新月派颇多同情和支持的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遭到暗杀未遂，其秘书唐腴庐中枪身亡。这一事件，再加上《新月》杂志和书店所遭受的越来越公开的镇压，使平社越来越多的同仁灰心丧气了。徐志摩、邵洵美等明确主张改组《新月》，提出《新月》今后应不谈政治。于是，胡适等人争取人权与法治的斗争从此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