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杜威对儿童研究运动的进步意义是肯定的。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儿童研究运动中所存在的不足。杜威分析了现代儿童研究为何遭到批评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个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部分人对儿童研究的迷信。这些人认为，儿童研究运动将能够为教育提供一个新的、确定性的、积极的和科学的基础，以替代的一切具有假设性的、试验性的基础。而当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时，他们便由不假思索地崇拜儿童研究转而不加分辨地批评儿童研究。杜威认为，仅仅因为儿童研究不能提供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而指责它是不公正的。他列举科学家发现了电的原理而并不知晓其可以用于电报、电话和电灯的例子，来说明科学研究的结论只是理论性的而不是操作性的，科学家们的发现并不能直接用于儿童的教育教学中，也不能替代教师对儿童的洞察。杜威深刻地指出：“纯粹的普遍理论和纯粹的‘关于’(about)儿童的事实不能替代‘深入’(into)儿童本身的洞察。”①
儿童研究遭受批评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是源于儿童研究同科学理论的分离。杜威认为，儿童研究必须依赖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加强与普通心理学的联系。在这里，杜威虽然没有明白地指出持有错误的儿童研究理论的人究竟是谁，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会知道，杜威批评的乃是儿童研究运动的发起者霍尔及其文化纪元理论。霍尔认为，儿童的成长过程乃是对人类种族发展历史的复演。婴幼儿阶段的儿童复演的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心理特征；而儿童的争斗和追逐，乃是复演远祖时代人们的生存竞争和狩猎的情境。总之，在霍尔看来，“儿童的行为特征大多是由种族进化史决定的，其行为表现与我们祖先的行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