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邓突然作为副总理再次出现。他和毛一起出现在镜头前；代替周出席十余次招待外宾的国宴；去年曾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曼哈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讨论棘手的问题。
恢复权力之后，邓起初看起来似乎对自己的未来还不能把握。在会见外宾时，他坐在椅子的边缘上，不敢往里深坐，讲话轻柔，并绝不多言。近几个月来，情况则有所改变。来访者注意到，邓说话直白且嗓门洪亮。他嘲笑美国是一个“大胖子”，而这个说法正在全中国广为流传。
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莫尔·戈德曼在会谈记录中这样写道，去年11月，在与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会谈时，“他看起来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畅所欲言。”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生活大学”的产物，“而这所大学永无毕业之日”。接着，邓语出惊人地对客人们补充说道，“我修业期满之日，就是我见上帝之时，但谁知道上帝会给我打多少学分呢？”
在他的经历中，邓小平并不注重思想意识。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通俗的实用主义引起激进派对他的仇恨。然而即便是他的批评者也都承认他的智慧与能力。在“大跃进”后帮助中国恢复了经济，使他自己赢得了信任。
人们认为，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政策，他强调“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虽然一些西方专家认为过高地估计了邓，但大多数人感到，如果周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邓将接替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