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他来说，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道德的乌托邦！
中国竟也成为过西方的乌托邦——这该不是天方夜谭吧？！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中国，在当时，平心而论，不正是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而维系下来的一个道德社会么？不是明君贤臣、慈父孝子充斥的社会么？乍一想，这不很完美、很理想、尤为很道德么？
但是，正是在这个道德的乌托邦里，当时又发生了什么呢？其实是等级森严、特务横行、冤狱遍地……试想一想关汉卿的《窦娥冤》吧，六月飞雪，天昏地暗，赴诉无门……
“存天理，灭人欲”，给人民造成了多大的毒害及多么深重的灾难。后儒社会的实用理性，导致的便是“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教多少妇女死于非命，至死仍得不到人们的怜悯与同情。
而“名教罪人”，更是扼杀了多少有识的志士！
这一幕幕惨痛的历史画面，不正以血淋淋的事实，戳穿了“道德乌托邦”的真实面目吗！人们不禁要想，在西方人想象中的“道德社会”，一旦付诸中国的实际，竟得到的恰巧是他们所描绘的“反乌托邦”的可怕惨祸！
“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 由是酷焉”。“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谭嗣同悲愤的控诉，正是对这种“道德乌托邦”有力的揭露，只是，莱布尼茨等听不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