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全国解放以后，在五十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因陶行知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提倡过武训兴学精神，以致对他的教育思想也进行了批判。这—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同时它也是对过去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陶行知正确评价的否定。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康生的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在他们“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煽惑下，不仅活着的革命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以及那些精通业务的先进工作者遭受到残酷的斗争，而且对那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也进行了无情的打击。陶行知也同样遭受到攻击和污蔑，他的未发表的书信诗稿等手迹和已发表过的许多著作也被焚毁。
林彪、“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是他们的那种“左”的思想流毒远没有肃清。如一九八○年第一期《教育研究》发表的《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一文（以下简称《全评》）就武断地认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当时起到了相反的消极作用”，甚至“阻碍社会的进步”。又说“他长久坚持的教育观点和整个教育实践，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教育救国论’和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思想。”“这说明他在世界观问题上，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等等。这岂不是在先驱者的身上踏上了一只脚吗？